第五百九十一章 商业诀窍
1984年的春节,对绝大多数的京城人来说。
恐怕是他们在整个八十年代里,印象最深刻,幸福感最强烈的一个春节。
原因很简单,今年的春节对比去年,京城有关民生的各方各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。
甚至可以说趋于完美,就没有明显的短板。
首先社会治安获得了大治,溜门撬锁杜绝了,打架斗殴的也没有了。
所有的年轻人都变老实了,该上班的上班,该念书的念书,没工作的也老实家待着,不敢惹是生非了。
年前又恰逢大雪,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。
这个年,无论是人的精神还是城市的环境,都感觉到清净了。
这本身就让人痛快。
其次,物资供应上也是比较充裕的。
不但油、酒、肉、禽、蛋、干货,样样不缺,而且有些东西还率先一步实现“自由”了。
大米白面彻底放开了供应,随时随地随意购买。
各个单位都发福利茶,各个单位都在做西服……
再加上对京城人意义颇深的老字号南味饽饽铺“稻香村”,也在这一年的春节重新开业了。
京城还有了反季节的大棚绿色蔬菜,让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际,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天潢贵胄才能享受的“洞子货”,也能吃上新鲜的黄瓜、蒜苗、韭菜了。
这一切的一切,都让这个年显得丰美非常。
尤其让人高兴的是,好东西变多了,手里还有钱买呢。
别忘了,早在1983年的10月,大家伙儿就涨了工资。
大部分人每个月收入都会增加了七块七。
甚至还有少部分的知识份子长了两级工资,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块二毛钱。
反过来,物价的变动却因计划经济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。
所以这就让大家伙很舒服了。
这几个月下来,老百姓明显觉得手头宽裕了许多。
于是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“共同富裕”的错觉。
不相信的话,就看这一年人们是怎么放鞭炮的吧。
过去的春节,还从来没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点,满胡同的硫磺味儿还散不干净的时候。
更没有过爆竹蹦碎的纸屑铺满整条胡同的时候。
可今年,全都有了。
为什么?
不就因为大家伙觉着手里有点闲钱了嘛,就乐意多放点**个吉庆。
不夸张的说,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卖点,在节前三天就卖断货了。
这一年,就连大人们给孩子的压祟钱,都前所未有的涨到了五毛、一块钱。
这就叫欢天喜地,普天同庆啊。
当然,像宁卫民给罗家和边家的孩子每人一张大团结,那就有点过分了。
只能说他是乱入了这个时代的病毒,不能以常理衡量。
最后,有关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,也同样让老百姓们感到满意。
要知道,这一年是国家电视台第二次举办春晚。
正是春晚这块“招牌”刚刚打响,这个栏目挟大好势头,迅速成长,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。
所以不但这届春晚资金投入大了,制作更精良了,请来的名家名角,高质量的好节目也多极了。
比如马季的单口相声《宇宙牌香烟》,几乎够全国人民乐上一年的。
陈培斯和老茂的小品《吃面条》,更是直接引发了“小品热”。
戏曲节目里,谭元寿的《定军山》、马兰的《女驸马》,全是戏迷憋着剧场都未必能听到的名家名段。
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也很出彩,让人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笑。
至于歌曲节目,能让人如痴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。
殷秀梅的《幸福在哪里》、《党啊,亲爱的妈妈》。
朱明瑛的《莫愁啊,莫愁》、《大海啊故乡》、《回娘家》。
蒋大为《要问我们想什么》、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
全是都在这同一台晚会上呈现,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难忘经典。
以至于多年之后许多人回顾春晚历史,都有一个共识。
认为1984年的春晚,是历年春晚中节目质量最高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。
不过,要说到这届春晚,最具划时代意义和突破性的创举。
却当属春晚导演黄一鹤本着同血同源之心,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演出的决定。
这一届春晚,主持人的队列里不但多了宝岛的黄阿原和港城的陈思思。
受邀前来的还有两位港台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。
他们各自演唱的歌曲《我的中国心》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,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强烈的共鸣,堪称一夜走红。
事实上,从大年初一开始,“河山只在我梦萦,祖国已多年未亲近”和“高山长青,涧水长蓝”,就取代了“昏睡百年,国人渐已醒”,成了京城年轻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调。
用三十年后的话来说,好像谁要是不会这么哼上两句,就“OUT”了一样。
所以说,这届春节晚会最成功的地方,就是让国人大大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,并且从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传播的官方途径。
此外,还有天坛公园的“斋宫雕塑艺术展游园会”也并非再是一枝独秀了。
新春庙会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,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。
敢情原有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复春节庙会传统的地坛公园,不愿意坐视天坛公园出尽风头,占尽好处。
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风味更浓的传统春节庙会,要和天坛公园这边,“皮尔-卡顿”公司冠名的“洋庙会”打擂台。
那边的组织者还挺懂行,特别重视小吃和传统杂技、曲艺节目。
于是今年南城这边的不少艺人,都被高价挖过去演出了。
而且那边还发觉除了,宁卫民没有关注到的拉洋片、皮影戏、气功表演、训鸟、耍猴等项目。
内容上的优势相当明显。
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,多数都在南城。
饮食业又受服务局的管理,没能像卖艺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。
再加上皮尔-卡顿的“斋宫陈列馆”和“雕塑艺术展”,早已经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动,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。
否则今年墨守成规的天坛公园,恐怕很难继续保持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先地位了。
想想看,如果连吃带玩儿全被人家比下去了。
这儿还剩下什么啊?
也就只剩下管理和设施上,因为经验和资金充裕的些许优势了。
总而言之,论活动的组织能力,论民众的消费能力,论文化的丰富性。
尽管这年头的共和国,都没法跟三十年后相比。
可当代老百姓的质朴、热情、实在,对生活要求之简单、纯粹,却是这个年代的特殊优势。
也只有在经济开始急速发展和精神尚未堕落之际,这两者达到了微妙的平衡,才会让京城的老百姓难得的拥有了生活里样样都好的满足之感。
那真是吃也吃的香,玩也玩儿的欢,逛也逛得美,笑也笑得真啊。
即便有些许的瑕疵,也被精神与物质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,遮盖了。
不得不说,像这种大多数人都认为生活一定会更好,集体充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时刻,太不容易得到了。
如果真要能让时光永远保留在这一刻,那可就太好了!
但让人遗憾的是,变化才是客观世界的现实,社会是不断向前走的,时间是不断流逝的。
平衡越微妙,也就越脆弱。
在此消彼长下,此时的美好如同昙花一现。
一旦翻过年来,当1984年的春节这几页被撕了下来,这种绝妙的平衡性就开始消失。
时光的列车越过了人们最幸福的节点,把哲学、诗歌、道德和信仰抛在了身后。
无从选择的向着更实际的、物欲横流的未来驶去。
一个更复杂、更纷乱、更热闹,让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代,迎面而来!
毋庸置疑,全国有一个算一个,对这种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人,当然就是宁卫民。
为什么这么说?
就因为早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他,可不像旁人,成天关注的都是过日子的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。
但凡有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,还基本上都放在社会的花边新闻和那些知名演员上了。
就像眼下,大部分人就都在说,“你们厂发的西服怎么比我们的好看啊?哎呀,现在怎么哪儿哪儿都发西服啊,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……”
或者是,“哟,姜昆这么年轻,怎么就成了京城曲艺团的团长了?这是谁定的啊?这小子背后有人吧?我觉着马季可比他合适啊……”
要不就是,“哎,你说,电视台那《红楼梦》剧组怎么想的啊。拍古典名著,居然不用知名演员,向全国各大文艺团体征集新人,这不是胡闹吗?我看应该让北影厂来拍才对哪。刘晓芩,那不活脱一个王熙凤吗?你看她演慈禧那么狠,这个角色,她绝对合适。哎哎,你们说宝玉谁演像啊?唐国强,有点老……周里京,又太硬了……迟志强,不够漂亮……郭凯敏,哎,好像挺合适啊……”
出于贪婪本性和喜好投机的天性,宁卫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,永远是如何利用当下的经济局势,为自己牟利。
所以社会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得到强化,对他而言,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。
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乐,而且就如同鱼儿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温的变化一样,他也一样能准确衡量和把握住经济的温度。
金钱和利润对他来说,就像嗜血的鲨鱼对血的味道那么敏感。
他甚至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未来的了解,结合这辈子学到的本事,自然而然,轻而易举就总结出了未来几十年赚钱的秘诀。
并且在年节的酒桌上趁着高兴劲,告诉了张士慧。
“想挣钱,那太容易啦。我说哥们儿,你永远不要担心生意不好干。我告诉你个保证管用商业诀窍,就能让你一劳永逸。其实你只要盯准了咱们这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到底需要什么就足够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呢,伟大领袖教导我们,要抓主要矛盾啊。做生意,当然是顾客越多越好。对不对?那你想啊,当今的社会哪代人的数量最多啊?不就是咱们这代人口高峰的产物啊。那也就是说,咱们这代人就代表了社会最大的消费需求。”
“我这不是胡说啊。你好好想想,就咱们这代人,从五十年代初期,到六十年代初期生的人,因为没有人口控制,数量完全失控了。结果就导致咱们这些人,干什么都难。咱们是需要什么,什么涨价,是不是这样?”
“你好好琢磨琢磨,那些各种票券都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?不就是随着咱们这代人成长愈演愈烈的嘛。小的时候喝奶难,看病难,穿衣难,入托难,入学难,然后找工作难。咱们谁不是这么长大的。否则的话,咱们也不至于被弄到广大农村受再教育去啊。回城之后,更是乱成一锅粥。”
“其实连共和国初期的时候,百废待兴的时期,都没那么难。真正的社会资源紧张,就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,一直贯彻到了七十年代。所以说啊,想挣钱就得琢磨咱们这代人眼下最需要什么。”
“你比方说,吃不饱的时候,你倒腾粮票来钱。现在差不多能吃饱了,人们又想吃好了,开饭馆就挣钱。这人一要脸了,服装、理发、这个化妆品,就挣钱。回城之后,咱们这代人要找工作要求人,咱们就能从烟酒上挣钱。厨子和木匠为什么现在吃香啊?因为返城的人都要结婚了。”
“哎,你明白了吧?咱们倒腾彩电也是这个道理。现在完全可以预见的是,这拨人都把婚结了,跑大棚和私人打家具准凉,到时候木材也就不紧张了,不行你就看着。反过来,等咱们这代人结婚了,也就概要孩子了。那么有关儿童用品发财的时候就到了。过几年,你无论卖玩具、童装、文具,书籍,都能发财,如果考虑咱们社会目前的经济水平,那零食类和文具类显然是最有发展前途的。”
“再之后就是一代人的轮回,等这些孩子长大,又是找工作,结婚,生子。你想想,如今实行计划生育了,都是独生子女。这代人挣得钱,不全贴自己孩子身上?我就这么跟你说吧,盯紧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没错。直到等咱这代人老了,死了,才算是不用惦记了。”
“而这代人可悲的是,只有敢出圈,要么领先,要么落后,才有可能活好了。否则样样都得面临最严重的同龄人竞争。那一辈子都得着急。又有几个人能看明白这一点呢?”
“不过,这对咱们俩当然是好事了。只要守着我这一条,你就一辈子不愁买卖清冷。宽心吧哥们,咱们赶上好时候了。发财的机会是贯穿咱们整个人生的……”
对此,张士慧那是彻头彻脑的拜服啊。
甚至回去后,越琢磨越有道理。
情绪一激动,他都有心想做个牌位把宁卫民供起来。
因为在他的眼里,宁卫民就是共和国的“松下幸之助”,比那鬼子还像商业之神。
所以,发现宁卫民现在全心全意盯上了的邮票,这就有点让张士慧感到患得患失了。
他是既想跟着去掺乎一下,又有点想不明白,为什么这事儿宁卫民不带自己玩儿。
难道他们不是好朋友了吗?不是足铁的哥们儿了吗?
他这么一个大男人,居然开始为了另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态度,感到心烦意乱了。
最可怕的,有一天做梦,他梦到自己变成了《火烧圆明园》里被杀头的安德海。
那是一声冷汗,恶心,外加胆战心惊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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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怕是他们在整个八十年代里,印象最深刻,幸福感最强烈的一个春节。
原因很简单,今年的春节对比去年,京城有关民生的各方各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。
甚至可以说趋于完美,就没有明显的短板。
首先社会治安获得了大治,溜门撬锁杜绝了,打架斗殴的也没有了。
所有的年轻人都变老实了,该上班的上班,该念书的念书,没工作的也老实家待着,不敢惹是生非了。
年前又恰逢大雪,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。
这个年,无论是人的精神还是城市的环境,都感觉到清净了。
这本身就让人痛快。
其次,物资供应上也是比较充裕的。
不但油、酒、肉、禽、蛋、干货,样样不缺,而且有些东西还率先一步实现“自由”了。
大米白面彻底放开了供应,随时随地随意购买。
各个单位都发福利茶,各个单位都在做西服……
再加上对京城人意义颇深的老字号南味饽饽铺“稻香村”,也在这一年的春节重新开业了。
京城还有了反季节的大棚绿色蔬菜,让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际,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天潢贵胄才能享受的“洞子货”,也能吃上新鲜的黄瓜、蒜苗、韭菜了。
这一切的一切,都让这个年显得丰美非常。
尤其让人高兴的是,好东西变多了,手里还有钱买呢。
别忘了,早在1983年的10月,大家伙儿就涨了工资。
大部分人每个月收入都会增加了七块七。
甚至还有少部分的知识份子长了两级工资,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块二毛钱。
反过来,物价的变动却因计划经济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。
所以这就让大家伙很舒服了。
这几个月下来,老百姓明显觉得手头宽裕了许多。
于是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“共同富裕”的错觉。
不相信的话,就看这一年人们是怎么放鞭炮的吧。
过去的春节,还从来没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点,满胡同的硫磺味儿还散不干净的时候。
更没有过爆竹蹦碎的纸屑铺满整条胡同的时候。
可今年,全都有了。
为什么?
不就因为大家伙觉着手里有点闲钱了嘛,就乐意多放点**个吉庆。
不夸张的说,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卖点,在节前三天就卖断货了。
这一年,就连大人们给孩子的压祟钱,都前所未有的涨到了五毛、一块钱。
这就叫欢天喜地,普天同庆啊。
当然,像宁卫民给罗家和边家的孩子每人一张大团结,那就有点过分了。
只能说他是乱入了这个时代的病毒,不能以常理衡量。
最后,有关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,也同样让老百姓们感到满意。
要知道,这一年是国家电视台第二次举办春晚。
正是春晚这块“招牌”刚刚打响,这个栏目挟大好势头,迅速成长,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。
所以不但这届春晚资金投入大了,制作更精良了,请来的名家名角,高质量的好节目也多极了。
比如马季的单口相声《宇宙牌香烟》,几乎够全国人民乐上一年的。
陈培斯和老茂的小品《吃面条》,更是直接引发了“小品热”。
戏曲节目里,谭元寿的《定军山》、马兰的《女驸马》,全是戏迷憋着剧场都未必能听到的名家名段。
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也很出彩,让人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笑。
至于歌曲节目,能让人如痴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。
殷秀梅的《幸福在哪里》、《党啊,亲爱的妈妈》。
朱明瑛的《莫愁啊,莫愁》、《大海啊故乡》、《回娘家》。
蒋大为《要问我们想什么》、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
全是都在这同一台晚会上呈现,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难忘经典。
以至于多年之后许多人回顾春晚历史,都有一个共识。
认为1984年的春晚,是历年春晚中节目质量最高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。
不过,要说到这届春晚,最具划时代意义和突破性的创举。
却当属春晚导演黄一鹤本着同血同源之心,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演出的决定。
这一届春晚,主持人的队列里不但多了宝岛的黄阿原和港城的陈思思。
受邀前来的还有两位港台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。
他们各自演唱的歌曲《我的中国心》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,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强烈的共鸣,堪称一夜走红。
事实上,从大年初一开始,“河山只在我梦萦,祖国已多年未亲近”和“高山长青,涧水长蓝”,就取代了“昏睡百年,国人渐已醒”,成了京城年轻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调。
用三十年后的话来说,好像谁要是不会这么哼上两句,就“OUT”了一样。
所以说,这届春节晚会最成功的地方,就是让国人大大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,并且从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传播的官方途径。
此外,还有天坛公园的“斋宫雕塑艺术展游园会”也并非再是一枝独秀了。
新春庙会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,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。
敢情原有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复春节庙会传统的地坛公园,不愿意坐视天坛公园出尽风头,占尽好处。
今年也推出了民俗风味更浓的传统春节庙会,要和天坛公园这边,“皮尔-卡顿”公司冠名的“洋庙会”打擂台。
那边的组织者还挺懂行,特别重视小吃和传统杂技、曲艺节目。
于是今年南城这边的不少艺人,都被高价挖过去演出了。
而且那边还发觉除了,宁卫民没有关注到的拉洋片、皮影戏、气功表演、训鸟、耍猴等项目。
内容上的优势相当明显。
也就是京城最出名的小吃,多数都在南城。
饮食业又受服务局的管理,没能像卖艺的那些人跑到北城去。
再加上皮尔-卡顿的“斋宫陈列馆”和“雕塑艺术展”,早已经成了京城知名的文化活动,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。
否则今年墨守成规的天坛公园,恐怕很难继续保持文化活动方面的领先地位了。
想想看,如果连吃带玩儿全被人家比下去了。
这儿还剩下什么啊?
也就只剩下管理和设施上,因为经验和资金充裕的些许优势了。
总而言之,论活动的组织能力,论民众的消费能力,论文化的丰富性。
尽管这年头的共和国,都没法跟三十年后相比。
可当代老百姓的质朴、热情、实在,对生活要求之简单、纯粹,却是这个年代的特殊优势。
也只有在经济开始急速发展和精神尚未堕落之际,这两者达到了微妙的平衡,才会让京城的老百姓难得的拥有了生活里样样都好的满足之感。
那真是吃也吃的香,玩也玩儿的欢,逛也逛得美,笑也笑得真啊。
即便有些许的瑕疵,也被精神与物质的出色均衡性所抵消了,遮盖了。
不得不说,像这种大多数人都认为生活一定会更好,集体充满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时刻,太不容易得到了。
如果真要能让时光永远保留在这一刻,那可就太好了!
但让人遗憾的是,变化才是客观世界的现实,社会是不断向前走的,时间是不断流逝的。
平衡越微妙,也就越脆弱。
在此消彼长下,此时的美好如同昙花一现。
一旦翻过年来,当1984年的春节这几页被撕了下来,这种绝妙的平衡性就开始消失。
时光的列车越过了人们最幸福的节点,把哲学、诗歌、道德和信仰抛在了身后。
无从选择的向着更实际的、物欲横流的未来驶去。
一个更复杂、更纷乱、更热闹,让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时代,迎面而来!
毋庸置疑,全国有一个算一个,对这种社会变化最为敏感的人,当然就是宁卫民。
为什么这么说?
就因为早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他,可不像旁人,成天关注的都是过日子的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儿。
但凡有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,还基本上都放在社会的花边新闻和那些知名演员上了。
就像眼下,大部分人就都在说,“你们厂发的西服怎么比我们的好看啊?哎呀,现在怎么哪儿哪儿都发西服啊,这玩意我看要成工作服了……”
或者是,“哟,姜昆这么年轻,怎么就成了京城曲艺团的团长了?这是谁定的啊?这小子背后有人吧?我觉着马季可比他合适啊……”
要不就是,“哎,你说,电视台那《红楼梦》剧组怎么想的啊。拍古典名著,居然不用知名演员,向全国各大文艺团体征集新人,这不是胡闹吗?我看应该让北影厂来拍才对哪。刘晓芩,那不活脱一个王熙凤吗?你看她演慈禧那么狠,这个角色,她绝对合适。哎哎,你们说宝玉谁演像啊?唐国强,有点老……周里京,又太硬了……迟志强,不够漂亮……郭凯敏,哎,好像挺合适啊……”
出于贪婪本性和喜好投机的天性,宁卫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,永远是如何利用当下的经济局势,为自己牟利。
所以社会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得到强化,对他而言,正是求之不得且期盼已久的好事。
他在其中不但自得其乐,而且就如同鱼儿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温的变化一样,他也一样能准确衡量和把握住经济的温度。
金钱和利润对他来说,就像嗜血的鲨鱼对血的味道那么敏感。
他甚至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未来的了解,结合这辈子学到的本事,自然而然,轻而易举就总结出了未来几十年赚钱的秘诀。
并且在年节的酒桌上趁着高兴劲,告诉了张士慧。
“想挣钱,那太容易啦。我说哥们儿,你永远不要担心生意不好干。我告诉你个保证管用商业诀窍,就能让你一劳永逸。其实你只要盯准了咱们这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到底需要什么就足够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呢,伟大领袖教导我们,要抓主要矛盾啊。做生意,当然是顾客越多越好。对不对?那你想啊,当今的社会哪代人的数量最多啊?不就是咱们这代人口高峰的产物啊。那也就是说,咱们这代人就代表了社会最大的消费需求。”
“我这不是胡说啊。你好好想想,就咱们这代人,从五十年代初期,到六十年代初期生的人,因为没有人口控制,数量完全失控了。结果就导致咱们这些人,干什么都难。咱们是需要什么,什么涨价,是不是这样?”
“你好好琢磨琢磨,那些各种票券都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?不就是随着咱们这代人成长愈演愈烈的嘛。小的时候喝奶难,看病难,穿衣难,入托难,入学难,然后找工作难。咱们谁不是这么长大的。否则的话,咱们也不至于被弄到广大农村受再教育去啊。回城之后,更是乱成一锅粥。”
“其实连共和国初期的时候,百废待兴的时期,都没那么难。真正的社会资源紧张,就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,一直贯彻到了七十年代。所以说啊,想挣钱就得琢磨咱们这代人眼下最需要什么。”
“你比方说,吃不饱的时候,你倒腾粮票来钱。现在差不多能吃饱了,人们又想吃好了,开饭馆就挣钱。这人一要脸了,服装、理发、这个化妆品,就挣钱。回城之后,咱们这代人要找工作要求人,咱们就能从烟酒上挣钱。厨子和木匠为什么现在吃香啊?因为返城的人都要结婚了。”
“哎,你明白了吧?咱们倒腾彩电也是这个道理。现在完全可以预见的是,这拨人都把婚结了,跑大棚和私人打家具准凉,到时候木材也就不紧张了,不行你就看着。反过来,等咱们这代人结婚了,也就概要孩子了。那么有关儿童用品发财的时候就到了。过几年,你无论卖玩具、童装、文具,书籍,都能发财,如果考虑咱们社会目前的经济水平,那零食类和文具类显然是最有发展前途的。”
“再之后就是一代人的轮回,等这些孩子长大,又是找工作,结婚,生子。你想想,如今实行计划生育了,都是独生子女。这代人挣得钱,不全贴自己孩子身上?我就这么跟你说吧,盯紧了五六十年代的人没错。直到等咱这代人老了,死了,才算是不用惦记了。”
“而这代人可悲的是,只有敢出圈,要么领先,要么落后,才有可能活好了。否则样样都得面临最严重的同龄人竞争。那一辈子都得着急。又有几个人能看明白这一点呢?”
“不过,这对咱们俩当然是好事了。只要守着我这一条,你就一辈子不愁买卖清冷。宽心吧哥们,咱们赶上好时候了。发财的机会是贯穿咱们整个人生的……”
对此,张士慧那是彻头彻脑的拜服啊。
甚至回去后,越琢磨越有道理。
情绪一激动,他都有心想做个牌位把宁卫民供起来。
因为在他的眼里,宁卫民就是共和国的“松下幸之助”,比那鬼子还像商业之神。
所以,发现宁卫民现在全心全意盯上了的邮票,这就有点让张士慧感到患得患失了。
他是既想跟着去掺乎一下,又有点想不明白,为什么这事儿宁卫民不带自己玩儿。
难道他们不是好朋友了吗?不是足铁的哥们儿了吗?
他这么一个大男人,居然开始为了另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态度,感到心烦意乱了。
最可怕的,有一天做梦,他梦到自己变成了《火烧圆明园》里被杀头的安德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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