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价格
价格松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货膨胀。
实际上,自从1979年年底,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家禽、鲜蛋、蔬菜、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。
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,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,陆续开始上涨。
翻过年来,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,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。
比如散装啤酒,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。
可由于商品短缺,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,卖两毛钱一大碗。
顾客当然不乐意了,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。
“不是一毛八吗?怎么变成两毛了呢?再说了,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!”
服务员却满不在乎。
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,没个好气儿,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。
“就这还没货呢!你要喝就喝,不喝拉倒!反正你不喝有人喝。”
“嘿,你小子够横的,你还讲不讲理?”
“你要讲理是吧?告诉你,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,知道不知道?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,你喝得可是纯啤。挺大岁数?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?”
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,弄的不亦乐乎。
啤酒尚且如此,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。
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,一向是什么等的,卖什么价钱。
想想看,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,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。
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,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。
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,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,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。
老百姓呢,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。
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,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。
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,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,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,对此体会最深。
比如说有一天,按照报纸上的价钱,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,调低五厘钱。
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,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。
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,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,和米婶儿争论。
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,守着家门口儿,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。
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,只能好言好语解释。
“各位街坊,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。那么多种菜,都一天一个价儿,哪儿来得及调整呀?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,那我也没办法啊。大伙儿都理解理解,多收了钱是国家的,也不是进我兜儿里……”
如此,卖了一天的菜,也着了一天的急。
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。
就这,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,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。
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,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,不就是半分钱吗?至于的吗?
可当年就是这样,还真至于。
说白了,除了大家收入少,关键是当年的钱,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。
拿小孩买糖块来说,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。
同样也是这个时期,京城有一个顾客在《京城晚报》上刊登文章,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。
文章指出,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,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。
那么以此推论,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。
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,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,这是不对的。
应该童叟无欺嘛,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。
这件事,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。
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,人家图什么啊?
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!
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,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。
所以,从1980年开始,“价格”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。
从此之后,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在各种调查中。
有关商品“价格”的关注度,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。
这种敏感性和热度,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。
也是从这时候起,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,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。
各地的物价检查所、监督站,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。
要说实话,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。
整个社会上上下下,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。
大多数人的心里既感到飘忽,又觉得惶然。
因为几乎人身边都有急需解决,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或是为工作,或是为生活,或是为家庭,或是为子女,或是国家大事,或是柴米油盐……
尤其是出于对“摸着石头过河的”未知,不知国家与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去变化,更是让人们感到如同脚踩在棉花堆上那样忐忑不安。
但也别说,偏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,宁卫民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鱼得水了。
这当然得归功于他身为一个穿越人士的特别属性上。
要知道,目前这些让大多数人困扰不已的问题,对于熟知历史走向的他来说,却完全没有“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”的担心。
是的,东西是在涨价。
而且所有副食品,都在涨。
这还是建国之后头一次,人们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续性的一日高于一日。
可这在未来,那就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儿啊。
他宁卫民什么没见过啊?
蒜你狠,豆你玩,姜你军,糖高宗……
哪一样,不比眼下这涨势凶猛啊?
就连他喝穿越的那顿酒饭,桌上一盘红烧肉,成本都过百了,不也该吃照吃嘛。
说白了,他根本不在乎眼下这小白菜涨个几分,肉贵上几毛的。
这全是小打小闹,老百姓早早晚晚会适应的。
何况反过来说,他宁卫民又是靠什么吃饭的啊?
作为一个来自未来,立志靠投机生发暴富的人。
当然体制越放松,价格越灵活,于他越有利了。
他真正无法适应的,倒是刚穿越过来时,那种严丝合缝,一点空子都找不到的社会环境。
说真的,要不是当时身边幸好有个康老头,能指点他去东郊垃圾场讨生活。
别说他没有丝毫办法抓住从身边溜达而过的猴票了。
光每天去哪儿弄柴米油盐,怎么填饱自己的肚子,就够他发愁的了。
而现在这社会环境,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物价一松动,感觉干什么都好说了。
就拿吃早点举例,他刚回来那阵儿,没粮票的话,人家当真不卖。
不是人家死性,是制度死性。
不收粮票店方没法入账,也没办法进粮油。
现在就灵活多了,有点市场经济的意思了。
钱能顶粮票用了,如果身上没带够,只要肯加点钱,一样可以买。
另外,尽管回城知青越来越多,公交车越来越不好挤了。
可这对宁卫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。
要知道知青返城,暂时难找到工作,这必然给许多家庭带来了额外经济支出。
时间一长,再加上物价的变动,很多家庭就受不了了,不得不把家里值钱东西送到信托商店。
像二手全钢男表一向是信托商店的热门货。
原本宁卫民想买比较新的,不是很容易,只有较大的信托商店才可能见着。
特别是像沪海牌、京城牌、双菱牌这样的一类全钢手表,那更得碰运气。
但现在随便街上一家信托商店,少说也有六七只适合翻新的一类全钢手表可供他挑选。
甚至还能见到浪琴、欧米伽、劳力士、梅花、西马、罗马、大英格、百浪多……诸如此类的进口表呢。
还有外汇券这东西,更是万能的解决货源渠道。
只要舍得花钱兑换,无论什么稀罕东西都能从友谊商店买到。
所以市场上可供宁卫民选择的货源也越来越丰富。
他不但足可以供得上那帮盲流子的需求。
甚至他都琢磨好了继续忽悠盲流子们的套路了。
那就是继续进行消费升级。
国产表买完了之后,他可以忽悠他们买外国表啊。
外国表之后可以买话匣子,话匣子之后再买自行车,买三轮车,甚至还能买电视呢……
人的欲望就是个无底洞。
只要这帮盲流子有铜、有钱,那他就可以“无穷匮也”的吃下去。
他现在真正担心在意的,反倒是工业券千万别太早取消了。
那会直接影响他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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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自从1979年年底,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家禽、鲜蛋、蔬菜、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。
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,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,陆续开始上涨。
翻过年来,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,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。
比如散装啤酒,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。
可由于商品短缺,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,卖两毛钱一大碗。
顾客当然不乐意了,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。
“不是一毛八吗?怎么变成两毛了呢?再说了,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!”
服务员却满不在乎。
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,没个好气儿,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。
“就这还没货呢!你要喝就喝,不喝拉倒!反正你不喝有人喝。”
“嘿,你小子够横的,你还讲不讲理?”
“你要讲理是吧?告诉你,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,知道不知道?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,你喝得可是纯啤。挺大岁数?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?”
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,弄的不亦乐乎。
啤酒尚且如此,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。
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,一向是什么等的,卖什么价钱。
想想看,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,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。
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,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。
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,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,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。
老百姓呢,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。
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,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。
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,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
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,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,对此体会最深。
比如说有一天,按照报纸上的价钱,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,调低五厘钱。
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,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。
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,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,和米婶儿争论。
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,守着家门口儿,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。
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,只能好言好语解释。
“各位街坊,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。那么多种菜,都一天一个价儿,哪儿来得及调整呀?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,那我也没办法啊。大伙儿都理解理解,多收了钱是国家的,也不是进我兜儿里……”
如此,卖了一天的菜,也着了一天的急。
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。
就这,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,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。
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,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,不就是半分钱吗?至于的吗?
可当年就是这样,还真至于。
说白了,除了大家收入少,关键是当年的钱,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。
拿小孩买糖块来说,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。
同样也是这个时期,京城有一个顾客在《京城晚报》上刊登文章,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。
文章指出,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,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。
那么以此推论,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。
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,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,这是不对的。
应该童叟无欺嘛,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。
这件事,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。
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,人家图什么啊?
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!
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,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。
所以,从1980年开始,“价格”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。
从此之后,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在各种调查中。
有关商品“价格”的关注度,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。
这种敏感性和热度,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。
也是从这时候起,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,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。
各地的物价检查所、监督站,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。
要说实话,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。
整个社会上上下下,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。
大多数人的心里既感到飘忽,又觉得惶然。
因为几乎人身边都有急需解决,却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或是为工作,或是为生活,或是为家庭,或是为子女,或是国家大事,或是柴米油盐……
尤其是出于对“摸着石头过河的”未知,不知国家与自己的未来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去变化,更是让人们感到如同脚踩在棉花堆上那样忐忑不安。
但也别说,偏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,宁卫民这小子倒是越活越如鱼得水了。
这当然得归功于他身为一个穿越人士的特别属性上。
要知道,目前这些让大多数人困扰不已的问题,对于熟知历史走向的他来说,却完全没有“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”的担心。
是的,东西是在涨价。
而且所有副食品,都在涨。
这还是建国之后头一次,人们感到生活成本在持续性的一日高于一日。
可这在未来,那就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儿啊。
他宁卫民什么没见过啊?
蒜你狠,豆你玩,姜你军,糖高宗……
哪一样,不比眼下这涨势凶猛啊?
就连他喝穿越的那顿酒饭,桌上一盘红烧肉,成本都过百了,不也该吃照吃嘛。
说白了,他根本不在乎眼下这小白菜涨个几分,肉贵上几毛的。
这全是小打小闹,老百姓早早晚晚会适应的。
何况反过来说,他宁卫民又是靠什么吃饭的啊?
作为一个来自未来,立志靠投机生发暴富的人。
当然体制越放松,价格越灵活,于他越有利了。
他真正无法适应的,倒是刚穿越过来时,那种严丝合缝,一点空子都找不到的社会环境。
说真的,要不是当时身边幸好有个康老头,能指点他去东郊垃圾场讨生活。
别说他没有丝毫办法抓住从身边溜达而过的猴票了。
光每天去哪儿弄柴米油盐,怎么填饱自己的肚子,就够他发愁的了。
而现在这社会环境,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物价一松动,感觉干什么都好说了。
就拿吃早点举例,他刚回来那阵儿,没粮票的话,人家当真不卖。
不是人家死性,是制度死性。
不收粮票店方没法入账,也没办法进粮油。
现在就灵活多了,有点市场经济的意思了。
钱能顶粮票用了,如果身上没带够,只要肯加点钱,一样可以买。
另外,尽管回城知青越来越多,公交车越来越不好挤了。
可这对宁卫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。
要知道知青返城,暂时难找到工作,这必然给许多家庭带来了额外经济支出。
时间一长,再加上物价的变动,很多家庭就受不了了,不得不把家里值钱东西送到信托商店。
像二手全钢男表一向是信托商店的热门货。
原本宁卫民想买比较新的,不是很容易,只有较大的信托商店才可能见着。
特别是像沪海牌、京城牌、双菱牌这样的一类全钢手表,那更得碰运气。
但现在随便街上一家信托商店,少说也有六七只适合翻新的一类全钢手表可供他挑选。
甚至还能见到浪琴、欧米伽、劳力士、梅花、西马、罗马、大英格、百浪多……诸如此类的进口表呢。
还有外汇券这东西,更是万能的解决货源渠道。
只要舍得花钱兑换,无论什么稀罕东西都能从友谊商店买到。
所以市场上可供宁卫民选择的货源也越来越丰富。
他不但足可以供得上那帮盲流子的需求。
甚至他都琢磨好了继续忽悠盲流子们的套路了。
那就是继续进行消费升级。
国产表买完了之后,他可以忽悠他们买外国表啊。
外国表之后可以买话匣子,话匣子之后再买自行车,买三轮车,甚至还能买电视呢……
人的欲望就是个无底洞。
只要这帮盲流子有铜、有钱,那他就可以“无穷匮也”的吃下去。
他现在真正担心在意的,反倒是工业券千万别太早取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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